帝王稳定使用同一年号时间越久,往往政治实力

年号是古代帝王纪元所确立的名号,也是帝王正统的标志,是王朝政治理念的宣示。年号制度初创时期,制定和更改年号多集中在出现祥瑞和自然界有较大变故的时候,随着社会的发展,年号的设定逐渐与当时的政治联系在一起。有关年号使用对于政治的影响,学者柏桦在紫禁城杂志《年以为纪——皇帝年号》一文中有详细解读。

康熙

如汉光武帝“建武”、汉明帝“永平”、汉和帝“永元”等年号,则与当时求取兴盛升平的政治观点有一定的关系;唐宋时期的贞观、太平兴国、靖康等年号则完全依据不同时期不同的政治情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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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号与当时的政治情况密切联系,往往反映出当时的时局和皇帝治理国家的意向和心理动态,因此也趋于稳定,不轻易改元。据考证,历代10年不变更年号者有:汉光武帝刘秀“建武”31年,汉明帝刘庄“永平”18年,汉和帝刘肇“永元”16年,汉献帝刘协“建安”24年,蜀汉后主刘禅“建兴”15年、“延熙”20年,孙吴大帝孙权“赤乌”12年,晋武帝司马炎“泰始”10年、“太康”10年,晋穆帝司马聃“永和”12年,晋孝武帝司马曜“太元”21年,晋安帝司马德宗“义熙”14年,刘宋文帝刘义隆“元嘉”30年,南齐武帝萧赜“永明”11年,南梁武帝萧衍“天监”18年、“大同”11年,南陈宣帝陈顼“大建”14年,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“建国”39年,北魏道武帝拓跋珪“登国”10年,北魏太武帝拓跋焘“真君”11年,北魏孝文帝元宏“太和”23年,西魏文帝元宝炬“大统”17年,隋文帝杨坚“开皇”20年,隋炀帝杨广“大业”13年,唐太宗李世民“贞观”23年,唐玄宗李隆基“开元”29年、天宝14年,唐代宗李豫“大历”14年,唐徳宗李适“贞元”21年,唐宪宗李纯“元和”11年,唐宣宗李忱“大中”13年,唐懿宗李漼“咸通”14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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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统计的仅是唐以前的年号,再加上其正统观念,于十六国并未算入其内,所以又统计有:东汉初公孙述“龙兴”12年,前赵主刘曜光初12年,后赵太祖石虎“建武”14年,成汉太宗李雄“玉衡”24年,前秦世祖苻坚“建元”20年,前燕后主慕容暐“建熙”11年,后秦高祖姚兴“弘始”17年,北燕太祖冯跋“太平”23年,北凉武宣王沮渠蒙逊“玄始”15年,西凉武昭王李暠“建初”13年,西秦武元王乞伏乾归“太初”13年,唐初梁师都“永隆”12年,南唐元宗李璟“保大”15年,南汉高祖刘龑“大有”14年,南汉中宗刘晟“乾和”14年,后蜀后主孟昶“广政”28年,宋高宗赵构“绍兴”32年,宋孝宗赵昚“淳熙”16年,宋宁宗赵扩“嘉定”17年,宋理宗赵昀“淳祐”13年,辽穆宗耶律璟“应历”19年,辽圣宗耶律隆绪“统和”20年、“太平”11年,辽兴宗耶律宗真“重熙”24年,西辽仁宗耶律夷列“绍兴”13年,西辽承天后耶律普速完“崇福”14年,西辽末主耶律直鲁古“天禧”34年,金太宗完颜晟、金熙宗完颜亶“天会”共14年,金世宗完颜雍“大定”29年,西夏景宗李元昊“天授礼法延祚”11年,西夏惠宗李秉常“大安”11年,西夏崇宗李乾顺“贞观”13年,西夏桓宗李纯祐“天庆”14年,元世祖忽必烈“至元”31年,元成宗铁穆耳“大徳”11年,元顺帝妥欢帖睦尔“至正”27年。

乾隆

改元一般要发诏书布告天下,诏书中一般将改元的意图明白宣示。如宋太宗赵匡义改元为“太平兴国”时的诏书云:“今者千官在列,万国来庭,被衮冕以临朝,顺乾坤而布政,改元更号,举前古之旧章,荡秽涤瑕,洽普天之大庆。”将意图宣示,要求“百职各思于振举,兆民俾乐于和平,同施翊赞之劳,永保延鸿之祚”。即便如此,许多年号还是受到祥异的影响,“迓天休庆星甘露之祥,麟凤龟龙之异,无不以之名年”。一直到宋元都没有多大的改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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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宋真宗的“大中祥符”的年号,就是因为他做梦见神人星冠绛袍持大中祥符三篇赠送而改元。再如,宋仁宗最初年号为“天圣”,是因为太后临朝,因“天”字乃二人组成,所以称天圣;后来改为“明道”,也是日月同在,依然是二人;1056年,宋仁宗得病,很久才康复,认为是“俯赖股肱之助,先帝至德遗惠”,所以改元为“嘉祐”;他在位9次改元,各有原因,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,又有自己及自然灾害的理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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